曾看到过一则史料，说清末的时候，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大使，但同时还要讲“君臣礼仪”，所以国内只要一来人，清朝使臣，就必须到码头上去三叩九拜，跪接圣旨。每到了这个时候，码头上的那些闲散老外就跟看西洋景一样围在那儿看热闹，引为笑谈。甚至当地的报纸还会画成漫画传扬。满清的愚昧落后，君权独大，因此在世界上暴露无遗、沦为笑柄。当时清朝驻英国的大使名叫郭嵩焘，看到这种现象以后痛心疾首。就给朝廷上表，说老这么搞实在是太丢脸人，能不能把跪拜大礼以后放到使馆内进行呢？反正明尊卑、分君臣的宣誓效果也是一样的，咱这“大清特色”的习惯，就别在老外们面前公开表演了吧？读史每到这一段，我都怀疑郭嵩焘这人是不是在海外欧风美雨吹的时间长了，连大清官场的一些基本规则都忘了。“码头跪拜”的本质是什么？它本质上不是郭嵩焘所讨论的宣誓仪式。而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测试的是臣子们的忠诚程度。而服从性测试既然是“测试”的一种。那么就像一切考试一样，受测者之间就会有竞争、就会内卷，“合格”的底线就会随着内卷的激烈水涨船高——你在大使馆里对着圣旨三叩九拜，固然也算表达了忠诚。那做到这个份上可以吗？但在这个体系内的“局内人”们看来，你的这种跪接，就远不如到码头上早早迎候，圣旨一下船马上玉山推倒对皇上更加赤诚了。所以你要应付的其实不是皇上，而是同僚——你不到码头上去跪接圣旨，别的大臣、甚至是你的副使可是会上赶着到码头上去跪，到时你的处境，可就很尴尬了。讽刺的是，郭嵩焘本人，后来正是被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所干掉的——他任驻英公使期间，其副使名叫刘锡鸿，从后来解密的材料看，刘锡鸿这人并不是颟顸愚昧的守旧派，出使英国，人家什么东西先进、咱什么东西落后，晚清有什么积弊急需革除，他跟郭嵩焘在内心深处是所见略同的。但那又怎样呢？刘锡鸿作为一个“局内人”，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让大清国的行政效率更为优化，怎样越来越好，而是要挤掉郭嵩焘，好让自己取而代之。那官司打到皇上那里，挤掉郭嵩焘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然就是告状说他对皇上不够忠诚。我愿意到码头上去跪，他却只肯在使馆里跪，他到英国就忘了本，吃里爬外学洋人，我没学。所以我比他忠诚！皇上请罢了他，让我上！后来这个刘锡鸿，还真就用这种思路“卷”赢了郭嵩焘。他给郭嵩焘开了若干条大罪，都是这个调调。可怜一心谋国的老郭，最后落了一顶“无父无君”“里通外国”的大帽子，罢职归乡、郁郁而终。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一个合格的现代科层行政体系，其发布的行政指令应是高度标准化的——一个指令以什么样的力度、什么样的规范去完成，都有统一的标准，其达到的效果应是“标准件”，以期行政可以像工厂流水线一样高效的运作。但我们看到，像清朝这种前现代政府所发布的服从性测试，最缺失的却恰恰是这种标准化。由着执行者们在实施力度上不断互相竞争，加码、扭曲、内卷，最终导致了政令必然的走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话讲到这里，“码头跪旨”这出晚清闹剧之所以积弊难除的原因，我们也就找到了——问题的难办之处，恰恰在于它并非一种成文的合法制度，而是一个威权体系下因服从性测试的内卷而产生的“潜规则”。所以即便朝廷向官员们下旨不再让他们这样做，很多人也不敢不这样做——事实上到后来清廷还真下过类似的旨意，要公使们对圣旨“止於使馆行礼即可”，可是大多数驻外公使还是“谨守”着“码头跪旨”的惯例，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敢啊！谁知道皇上是真不要这个服从性测试了，还是就跟咱假客气一下？你不跪了，别人继续跪咋办？这岂不是显得你不忠了？你乌纱帽还要不要了？而宦海沉浮多年，这些官僚们其实都精致利己的很——码头跪旨，面子丢了那也是大清朝的，与我何干？但不跪，乌纱帽丢了可是我自己兜着，我可不能冒这个险！是的，一个威权系统最难解的病症，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理解了这个关节，你就能看懂很多事情。比如，在某些机关或国企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想在那种体系下改革一些陈腐的潜规则（比如上班坐电梯让领导先走，开“讨论会”发言，大家都不说话，一定要领导定了调以后，各级部门的大小头头才会围绕中心思想、按照级别大小分别拍两句马屁），那是非常难的。甚至这种潜规则能不能扫除，跟领导本人开不开明，是不是真心想扫除积弊都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些潜规则从本质上讲，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没有哪个公司、单位明文规定老板茶杯里空了，下属就一定要上去倒水。更没谁要求领导提了个什么点子，你就只能叫好、不能提意见。但这些“小事”上，却最能测试出你身为下属对上级有多忠诚与服从，而将来要提拔、给好处的时候，大多数上级还是会优先会用“自己人”的。就像高考一样，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测试一旦开始，都会是一个无限内卷的无底洞。怎么才算合格？那是个相对概念。给上级的茶杯添水，一秒钟的反应速度相比十秒的确很快，但相比零点一秒它就太慢了。山外青山楼外楼，马屁路上争上游。大家各自加油。所以，一个单位，往往人数越多，利益分配越以威权为导向，它就越容易产生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最终因为其所形成的积弊而积重难返。成为“行业僵尸”，最终寿终正寝。中国历史自进入大一统王朝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总跳不出“治乱循环”的“兴亡周期律”。一个王朝建立时生龙活虎，可过个短则几十年，多则一二百年就百弊丛生，不得不“合久必分”、清零重启。这个现象其实也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把政治当做一门学问，那么应当也可“熟能生巧”才对啊！一个王朝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和精英维护其统治，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改革为自己延寿呢？用“服从性测试内卷”的思路一想，这事儿也就好解释了——就像晚清改不了“码头跪旨”这个看似简单的积弊一样，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因为过于强调利出一孔，也会迅速滋生许多“服从性测试内卷”而产生的积弊，任何试图擦除这些积弊的改革都是难以奏效的，甚至可能会激发新的“服从性测试内卷”。举个例子，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从目的上讲，这场变法是为了挽救冗兵、冗官、冗费的北宋，动机不可为不纯正。从路径上讲，王安石喊出了“民不家赋而国用饶”的口号，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从手段上讲，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等措施，很多甚至闪烁着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光辉，理念不可谓不超群。但结果怎样呢？至少在客观上，王安石变法得了个“安石乱天下”的恶名。甚至直到南宋，人们还在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那么一颗看上去完美的良种，为什么会结出如此恶果呢？原因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在执行过程中也异化成了一场“服从性测试内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北宋的地方官员，有一天接到了京城里传来的邸报，说变法开始了，你会怎么想呢？哦，王相公要搞新政，我将来的升降荣辱，全要仰仗王相公的提携，何况我若说变法在我这里施行不便，别的同僚却用些手段把事情搞成了，那我岂不是被比下去了吗？那得了呗！头顶地我也要把这个KPI完成！不对，要提前、超额完成！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让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自愿借官家的钱应急的，可是到了很多地方，因为地方官们要完成“测试”，要内卷，就异化为了强行摊派：你不缺钱我也要强行借给你，而且要提前、加重利息的还！因为本府的县太爷可不想被州县的同僚比下去啊！那就再苦一苦百姓吧！就这样，那些本来思路巧妙的改革措施，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中都异化扭曲为了害民策。王安石变法“天下骚然”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而细想想，“上面一根针，掉到底下千斤重”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又何尝独宋代使然呢？在机械学上，有一种齿轮名叫棘轮，它的特点是只能向着一个方向单向度转动，而不能回转。自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以来，由于天下“利出一孔”所必然导致的“服从性测试内卷”，导致了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官僚系统，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棘轮，它们只能朝着越来越唯上、越来越腐朽的方向去运转。民间的利益被收缴了，就无法被放回，媚上的潜规则形成了就不可被擦除。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只能通过几十或一二百年一次的治乱循环，来实现“清零重启”的原因所在。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做人俑殉葬的人，要断子绝孙！——这可能是孔子这辈子发过的最恶毒的一个诅咒。其实孔子这话说的有些疏漏之处，首先他把人俑和人殉这两种习俗的产生次序搞错了，他错误的以为是“始作俑者”激发了后来人杀人殉葬的恶俗。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也没有或者说不敢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在殉葬这件事上疯狂内卷：你用人俑殉葬，我就杀人殉葬，你杀一个人殉葬，我就杀一百个人殉葬。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恰恰出在孔子所看重的那个“忠孝”——由于臣子或儿孙都把厚葬君主或父亲视作最高的“忠孝”，而“忠孝”能够在那个社会体系下换取声望乃至权力，所以人们才会在厚葬上疯狂攀比，扭曲到孔子这个提倡忠孝的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服从性测试内卷，它是一种社会的绝症。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扭曲、恶化、癌变，一旦癌变，就必然疯狂滋长、扩散，无可遏制。任何呼吁和禁止，其实都无法医治这种社会之癌。唯一的解法，可能只有让我们“走出中世纪”，以彻底戒断那种产生它的致癌物。另外昨天小号上写了一篇谈“红码案”的文，不在这里发了，想看的朋友请点下方图片连接，跳转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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